土地流转信托有三个硬伤

发布时间：2021-01-25 10:21:23 阅读：次来源：热风炉厂家

土地流转信托有三个“硬伤”

徐君剑说。“土地”“流转”“信托”没有起到引领土地流转功能桥区和含山县土地流转信托合作公司是中信信托，模式一致，是由农户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与信托公司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合同，信托公司在获取收益后转由当地政府向农户进行分配，无论是信托设立还是收益分配，均由地方政府代为履行。

在对安徽土地流转四个案例为期近一个月调查采访中，记者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　　2013年春季，安徽天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代一管”(代育秧、代耕作、代机插、代机收和田间管理)“路演”推广走进了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木厂镇潘新村，村民张代山抱着试试的心态，从其流转的1万亩水稻田中挑选1000亩与天禾公司签订服务协议，以每亩地240元的价格购买代育秧、代机插费。双方签订了详细的条约和附加声明，其中特别约定了插秧要求——“杂粳不少于2万穴，每亩6万苗”。在插秧前，张代山按照约定交纳了24万元费用。

但插秧刚一结束，张代山发现穴数不够，由于田地面积大，当时没来得及管。半个月以后，张代山发现机械化育插秧1000亩田平均亩插穴数竟然不到1万，插播率不到协议约定的一半。张代山急了，打电话给天禾公司反映，经过测量查勘，天禾公司承认平均亩插穴数为10115穴，双方留下了检查记录并签字画押。　　责任认定清晰，但在赔偿方面出现分歧：天禾公司主动提出退还插秧费的30%；但张代山不同意，他认为至少要赔偿一半的收成损失。原因是其田都是高产田，每年亩产量在1400斤左右，农业种植一旦错失时节，再弥补赔偿很难，其损失不是小数目，所以赔偿标准应该按收成定。对此，天禾公司当然不同意，认为张代山的主张是“打坏一个鸡蛋，要赔一只鸡”的逻辑，最后双方对簿公堂。　　“类似这样的风险需要土地流转信托各方注意。土地流转信托优势在于可以利用信托制度，很灵活地将农民手上的土地经营权集合起来。但要信托公司持续推动发展，则需要农业企业能够发展规模农业和现代农业，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在满足农民利益需求的同时，满足信托公司和农业企业盈利需求。所以，政府应该提前做好风险评估和防范措施。”安徽天禾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实说。　　政府职责待明确　　宿州市经济发展水平在安徽居中下游水平，当地政府定下的每亩1100元流转价格在安徽最高，抬高了周边市县土地流转价格，企业可能无利可图。大平公司土地流转信托项目负责人崇吉祥对此观点是：一味抬高价格，只能逼迫流转企业改变土地用途，从事非农化和非粮化，这与土地流转宗旨相悖，也与国家政策相左。　　“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才行。”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君剑认为，政府需要营造好投资环境，农村土地以信托方式成功流转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但政府在土地信托流转中的职责应明确，这样才能保证土地流转信托产生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果。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从宏观方面对土地信托流转进行适度引导，为土地信托流转提供财政、社会保险等支持，可以在需要情况下，与土地信托机构进行合作，协调各微观主体的矛盾，但不应直接干预微观主体的活动，比如强制农民流转、决定土地流转价格等。　　“单纯农事服务信托，企业可以干好，但粮食种植面临诸多风险，使得我们这样的社会化服务企业处在风口浪尖之上。”王实说，他们近年来努力将公司产业链向下游延伸，提供全程机械化代耕服务，即“四代一管”(代育秧、代耕作、代机插、代机收和田间管理)，这种服务方式很快得到基层青睐。但是对企业而言，提供育插秧服务投入很大，花费了很多心血，但仍会有老百姓投诉，最后因为产量达不到，反而要求企业赔偿。“我们特别盼望政府部门能够做两件事，一是制定和出台行业的服务标准，二是社会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要跟上。”　　土地确权颁证进展太慢　　“我们公司流转时土地尚未确权，5400亩数据是地方政府提供，目前首轮确权工作测量亩数只有4900亩，三年来帝元公司多支付200余万元流转费，下一步，流转亩数以哪一个数据为准？多支付流转费用如何处理，地方政府都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徐君剑说。　　宿州和含山土地流转信托中，公司均在土地流转后进行了连片土地整理，流转前承包土地清晰的边界已不存在，目前两个地区确权颁证正在进行中，当地政府称，测量已经结束，但土地证还没发到农民手中。这意味着，在土地流转信托得不到执行情况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如果农户想要回原来的地，可能产生社会纠纷。　　截至2014年年底，安徽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41.1%，土地流转迅速推进，改变了农业一家一户“小生产”的格局，让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因为确权颁证除了极少部分试点乡镇已结束外，绝大部分农民都没有拿到新的土地证。　　土地流转信托没有起到引领土地流转功能　　桥区和含山县土地流转信托合作公司是中信信托，模式一致，是由农户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与信托公司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合同，信托公司在获取收益后转由当地政府向农户进行分配，无论是信托设立还是收益分配，均由地方政府代为履行。　　铜陵牡丹信托合作方是北京国际信托，虽然采用了“合作社+信托”方式，但同样由当地政府收到相应收益后再向农户进行分配，无论是信托设立还是收益分配，均是地方政府代为履行。农事服务信托在土地流转方面，也是政府在主导。　　“四个土地信托运作，地方政府都是主导力量。这与信托本意相悖，将信托引入土地流转，国家希望能矫正土地流转出现的各种问题，强化信托公司作为经营主体的市场导向，引导土地流转从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方向发展，并逐步向土地银行的业务模式转变，现然是本末倒置，因而当前迫切需要强化信托公司在土地流转信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及市场影响力。”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静说。　　土地流转信托名声大但作用小，李静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信托公司盈利模式不明朗。“土地流转信托中，信托公司主要收入来源于土地信托和资金信托的管理费，另一部分收入来源于土地增值收益。做一单土地流转信托的成本很高，如果不能参与土地增值收益和资金信托发行，单靠土地流转信托计划管理费，信托公司很难赚钱。”他认为，宿州和铜陵两个信托项目暂停，含山信托项目虽然签订2年，但后续是否执行目前还在观望中，信托集合资金成本较高，如果项目盈利情况不理想的话，信托参与土地流转仅从公益出发就不可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