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之后路更长

这是一个绿茵早已枯黄的季节。12月19日，东北大地一片寒冬景象，足球反赌打黑中的犯罪嫌疑人在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庭审。大批记者在法院门外蹲守，为的是把这一备受公众关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记录下来。

两年前，司法机关介入打击中国足球假赌黑的丑恶现象。经过长时间调查取证，终于进入庭审。随着案情的逐步披露，人们的各种思考、建议比任何时候都热烈，对足球由乱到治的期盼也更加强烈。

沉痛的教训

回首多年来中国足球停滞不前、乱象丛生，一次次冲击兵败，令人忧心；看到众多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足球管理部门核心层人员接受司法审判，一系列龌龊行为被公之于众，令人痛心；想到未来，中国足球总要向前，足球环境治理和足球水平提高还有太多的基本建设工程待举，令人焦心。

对于中国足球种种异常现象，人们并非全无觉察。10年以前，面对假赌黑，球迷和媒体呼唤“司法介入”。如果那些足球蛀虫当年作孽之后，很快就有司法强力而认真的介入，也许事情不至发展到如此严重，犯罪嫌疑人胆子不至如此之大，中国足球也不至如此让人心碎。比司法介入更姗姗来迟的是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这个最重要的环节一直没能有名有实地建立起来，并发挥作用，这是最为深刻的教训。

1999年，联赛最后一轮发生丑陋的“渝沈之战”，媒体和球迷对咄咄怪事十分不解。足协不但已将比赛监督和裁判监督“精简”为一人身兼二职，不久还将聘请新闻监督制度也予以废止。于是，不受监督的“监督”成了职业联赛有无疑点的唯一评判者，其“监督报告”也就成了管理部门和纪律委员会做出裁决的唯一参考。

今天，当人们呼唤中国足球重新建立一系列保障机制的时候，监督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不是重建，而是补建，因为这是一块亟待充填的真空。无论能否自律，他律都须全面、细致，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

迟到的反思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足球协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个体制已经沿袭了几十年，区别仅在于原国家体委球类司足球处演变为后来的总局足管中心。一个是官方的政府机关下设事业单位，一个是民间的社会团体，兼有两种身份的犯罪嫌疑人在同案中犯有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平添了审理和判决的难度。

足球职业联赛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俱乐部和官员、球员、裁判员涉案，胆大妄为，利欲熏心，竟置国家法纪于不顾？其实，就像足球在全世界号称第一运动一样，中国足球一旦步入职业化，各种利益集团都会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去分享足球大餐，其中有人像苍蝇一样寻找蛋壳上的缝隙。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足球迈出改革第一步，引发社会关注度迅速提升，职业联赛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为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提供了喜人的回报。一些赛区城市，周末比赛日球迷汇聚，像过节似的。当时，中国足协负责人还是清醒的，“球市火爆，不是我们有多大本事，把足球搞得多么好了，而是足球自有的魅力吸引着球迷”。

只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职业足球有这么大的利益诱惑，贫瘠已久的中国足球为有了一笔“外资”注入而兴奋，殊不知，在职业化发达程度很高的欧美国家，因足球而涉案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主管部门对于职业足球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显然是低估了，不排除其中有缺乏经验的成分，也不排除有过于单纯的愿望，直至严重失察。

犯罪嫌疑人张建强供认，其犯罪行为既有公然在办公室内分赃，也有通过中间人神不知鬼不觉完成交易。重新翻阅30年来足协各类会议的记录，即便是谢亚龙，很多人认为他是不懂足球的外行，在走上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岗位时，也曾信誓旦旦地说过“腐蚀一代人的赌球必须打击，足协不能回避责任，俱乐部不能回避自律”的狠话，也曾有过“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卧薪尝胆，打好基础”的表态。但是，他在任期内反而陷入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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